马克思 |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本文为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一节，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转自社會學會社公众号 ID: soc_soc

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了，劳动者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无足轻重的商品；劳动者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资本之积累于少数人手中，即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是竞争的必然结果；最后，资本家和地租生活者之间、农民和工业劳动者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地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无产劳动者阶级。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出发。但是，它却不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的过程，套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奉为规律。它没有掌握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钥匙，去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的分离的根源。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换言之，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同样地，竞争是无孔不入的。人们用外部情况来说明竞争。同时，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似乎是偶然的外部情况在怎样的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必然的发展的表现。我们已经知道，交换本身在它看来也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所开动的仅有的两个飞轮。

正是由于国民经济学不理解它所研究的运动的相互联系，所以才会把关于竞争的学说跟关于垄断的学说，关于营业自由的学说跟关于同业公会的学说，关于地产分割的学说跟关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学说，彼此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营业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理解和描述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人为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不得不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跟劳动、资本、地产这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一切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不学国民经济学家的样子：他在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使自己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只能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演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相互关系，当作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神学家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当作一种历史事实。

我们从一个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吧：

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类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自己本身和劳动者，而且同它生产一般的商品成正比。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为对象的劳动， 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劳动者从现实中被排除出去，直至饿死。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到这种程度，以致劳动者被剥夺了最必要的——不仅是生活所必要的，而且是劳动所必要的——对象。而且连劳动本身也成为这样一种对象，劳动者只有用最紧张的努力和伴随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把它据为己有。对对象的占有表现为异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便越少，并且越加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后果已经包含在这样一种规定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象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因为在这个前提下，下面所说的是不言而喻的：劳动者耗费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保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贯注到对象里去，但因此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对象了。因此，劳动者的这个活动越大，劳动者便越空虚。他的劳动产品是什么，他就不再是什么。因此，这个产品越大，他本身便越小。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外部的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

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下劳动者的对象化、生产，以及对象即劳动者的产品在这种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

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种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如果没有借以进行劳动的对象，劳动便不能生存；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一种较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劳动者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因此，劳动者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其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其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再为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因此，劳动者在两个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第一，他接受劳动的对象，亦即接受工作；第二，他接受生活资料。因而，他首先作为劳动者，其次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项点就是，他只有更多地作为劳动者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更多地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劳动者。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劳动者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如下：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越是创造价值，他自己越是贬低价值、失去价值；他的产品越是完美，他自己越是畸形；他所创造的物品越是文明，他自己越是野蛮；劳动越是有力，劳动者越是无力；劳动越是机智，劳动者越是愚钝，并且越是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不考察劳动者（即劳动）同他所生产的产品的直接的关系，借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

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劳动者同他的生产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这第一种关系的结果和证实。我们将在下文中考察问题的这另一个方面。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劳动者同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亦即从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一方面，考察劳动者的异化、外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劳动者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从自身把自己异化出去，那么劳动者怎么能象对待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同自己的活动的产物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结果。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活动着的外化，活动之外化，外化之活动。劳动对象的异化不过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的结果。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劳动者在他不劳动时如释重负，而当他劳动时则如坐针毡。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从而，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把自己外化于其中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劳动者说来，劳动的外在性，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自己在劳动过程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私有财产，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我活动是不以个人为转移地作用于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作用于个人的。同样地，劳动者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我活动。劳动者的活动属于别人，它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

结果，人（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诚然，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

我们已经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类活动、劳动的异化作用。第一，劳动者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劳动者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物这个与他相敌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第二，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同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劳动者同他自己的活动——某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劳动者自己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他个人的生活（因为，如果生活不是活动，那又是什么呢？），就是掉转头来反对他自身的、不依赖于他的、不属于他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正象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一样。

我们现在还要从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的生活从物质方面来说都表现于：人（和动物一样）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人为了能够宴乐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准备好的精神食粮；同样地，从实践方面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物质上只有依靠这些自然物——不管是表现为食物、燃料、衣着还是居室等等——才能生活。实际上，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1）把自然界异化出去；（2）把他本身，把他自己的活动机能，把他的生命活动异化出去，从而也就把类从人那里异化出去：它把对人说来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把类的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出去；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的生活的目的。

这是因为，首先，劳动本身、生命活动本身、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成为满足他的一个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也就是类的生活。这是创造生命的生活。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正是仅仅由于这个缘故，人是类的存在物。换言之，正是由于他是类的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本身的生活对他说来才是对象。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它也为自己构筑巢穴或居所，如蜜蜂、海狸、 蚂蚁等所做的那样。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的生产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 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因此，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的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被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同样地，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而，人所具有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的生活对他说来成了手段。

因此，异化劳动导致如下的结果：

（3）人的类的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他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把人自己的身体从人那里异化出去，就象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把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异化出去一样。

（4）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那么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本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同样适用于人对其他人、对其他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关系。

总之，人从他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从其他人异化出去，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从人的本质异化出去。

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劳动者所处的那种地位和角度来观察别人。

我们已经从劳动者及其产品的异化这样一个经济事实出发。我们已经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在现实中是怎样显示和表现出来的。

如果说劳动产品是与我不相干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与我相对立的，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如果说我本身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个异己的、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什么呢？

是神灵吗？诚然，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灵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灵的。但是，神灵从来不曾是劳动的独一无二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曾是主人。那么，下述的状态会是怎样一种矛盾啊：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灵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的，人就越是不得不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所能带来的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

如果说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并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别人而不属于劳动者。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本身说来是苦恼，那么私有财产，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灵，也不是自然界，而只有人本身才能是这个支配人的异己力量。

还必须注意上文提到的这样一个命题：人同自己本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对他说来成为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说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同他的对象化了的劳动的关系，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所以同这一对象发生这种关系，是因为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说人自己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活动，那么，这是因为人自己本身的活动是替别人服务的、受别人支配的、处于别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从自身和从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通过他自己本身和自然界同有别于他的其他人所发生的那个关系表现出来。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必然地通过俗人同僧侣或者俗人同基督（因为这里涉及到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表现出来。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那个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也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他人的关系。正象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他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他自己的惩罚一样，正象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之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在他把自己本身的活动从自身异化出去的时候，他也就使不属于别人的活动为别人所占有。

以上，我们只是从劳动者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从非劳动者方面来考察这一关系。

总之，劳动者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产生出一个跟劳动不相干的、置身于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劳动者同劳动的关系，产生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跟这同一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了的劳动，即劳动者同自然界和自己本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归结。

因此，私有财产这一概念，是通过分析而从外化了的劳动，亦即外化了的人、异化了的劳动、异化了的生命、异化了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的。

诚然，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的运动之结果的外化了的劳动（外化了的生命）这一概念的。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即使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了的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实际上却无宁是外化了的劳动的结果，正象神灵本来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直到私有财产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私有财产的这样一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了的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一阐发使迄今未能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说明。

（1）国民经济学虽然以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为出发点，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 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己本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因此，我们也看到，工资是和私有财产完全一致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本身也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是表现为工资的奴仆。下面我们还要详细考察这个问题，而现在我们只是再做出几点结论。

靠强力提高工资（且不谈其他一切困难，以及这种提高，作为例外情况，也只有靠强力才能维持），不过是给奴隶以较好报酬，并且既不会使劳动者，也不会使劳动赢得人的身分和价值。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劳动者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同劳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则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面的衰亡，另一方面也必然衰亡。

（2）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表现为劳动者的解放这样一种zhengzhi 的形式，而且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劳动者的解放，因为劳动者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劳动者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性的关系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各种变形和结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了的、外化了的劳动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于这两个要素来阐发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这些范畴中的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Schacher]、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要素的特定的、充分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但是在考察这种演变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问题：

（1）通过私有制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制的关系来确定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普遍本质。

（2）我们已经把劳动的异化、外化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并且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如何达到自己的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如何根源于人类发展的本质？我们已经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归结为外化了的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因而我们已经为解决这一问题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人们以为他们是在谈论人之外的某种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以为是在直接谈论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就已经包含着问题的解决。

补（1）：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制同真正人的所有制的关系。

在我们这里，外化了的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个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则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的公民化。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即通过外化劳动同劳动者本身的关系考察了外化劳动，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同自身的关系。作为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我们发现了非劳动者同劳动者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括着这样两种关系：劳动者同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非劳动者的关系，以及非劳动者同劳动者及其劳动产品的关系。

我们看到，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劳动者说来，对自然界的这种占有表现为异化，自我活动表现为为别人的活动，并且似乎就是别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而对象之生产表现为对象之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的势力、异己的人所有。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跟劳动和劳动者不相干的人同劳动者、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劳动者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劳动者那里都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

其次，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现实的、实践的关系，以及它同产品的关系（作为一种情意状态），在与他相对立的非劳动者那里表现为理论的关系。

再次，凡是劳动者所做的不利于自己本身的事，非劳动者都对劳动者做，但是这个非劳动者却不对自己本身做他所做的不利于劳动者的事。

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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